核工業北京地質研究院的中國核地質標本陳列館里，一塊灰黃相間的礦石依然保持著67年前的“鋒芒”，當工作人員手持先進的伽馬儀慢慢瞄向它，伽馬儀頓時發出“嘎嘎”的聲音。
1954年，這塊產自廣西的鈾礦石見證了“兩彈一星”事業的發軔，面對美國發動朝鮮戰爭，甚至揚言要用原子彈封殺中國，我國領導人意識到，必須擁有核武器，制造自己的核盾牌，才能增強國防實力，保衛祖國和平。
1955年1月15日，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，專門討論創建我國原子能事業。也就是在這天，一個創建我國原子能事業的戰略決策確定下來。
施展“科學救國”抱負
當開展“兩彈一星”事業成為國家的選擇、時代的選擇，當初懷著“科學救國”夢想遠渡重洋的科學家紛紛回到祖國，“回國不需要理由，不回國才需要理由”成為那個時代的最強音。
為了回國，錢學森隱忍負重5年，歷盡波折，最終于1955年踏上回國的旅途。他曾滿懷深情地說：“科學沒有國界，可是，科學家有祖國。”錢學森的歸來讓中國“兩彈一星”研究進程顯著提速。
早一步歸國的錢學森曾數次寫信給同門師弟郭永懷：“快來快來，我們拼命地歡迎你！”郭永懷的夫人李佩后來回憶，因為知道已被美國多方關注，于是在回國前的一次同事聚會中，當著大家的面，郭永懷將十多年來積累的未發表書稿，統統扔進篝火付之一炬。1956年9月底，郭永懷攜全家動身歸國。
1948年，錢三強放棄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導師的優越工作和生活條件，毅然選擇回到戰亂中的祖國。
據統計，23位“兩彈一星”功勛獎章獲得者中，有近20位是在新中國成立前后從國外歸來的。
本土培養、成長的“兩彈一星”參與者身上，同樣閃爍著“科學救國”的光輝。
人稱“土專家一號”的于敏先生成長于舊中國最動蕩不安的時期，兵荒馬亂，流離失所。幼年的他常與大他三歲的姐姐藏在炕沿下，躲避呼嘯而來的槍彈。一年夏天，剛學會騎自行車的于敏，就險些遭到橫沖直撞的日軍吉普車碾壓。難以撫平的童年屈辱，激發了少年于敏的民族自尊心，化為他此后一生“科學救國”的精神動力，“愿為國家和民族的事業獻出自己的一切”，“中華民族不欺負旁人，也不能受旁人欺負”。
干驚天動地事，做隱姓埋名人
“兩彈一星”事業是輝煌的，又是神秘的。它的神秘需要用無私的精神支撐，用奉獻的精神堅守。
1961年4月的一天，在北京的一間部長辦公室里，世界知名物理學家王淦昌面對一份特殊工作。他被告知，這是一項政治任務，一旦加入就必須斷絕一切海外聯系，并且要做好隱姓埋名一輩子的準備。
此時的王淦昌已年過半百，突然間讓他放棄得心應手的物理學基礎研究，從事核彈研制的全新事業，面對人生和事業的這次重大抉擇，王淦昌稍微沉思了片刻，就鏗鏘有力地說，愿以身許國！
1963年，后被稱為中國“核司令”的程開甲在學術界突然消失，從此踏入了號稱“死亡之海”的羅布泊，潛心開始中國核武器研究和核試驗事業。當程開甲重回北京定居，他在茫茫戈壁已經工作生活了20多年，參與主持決策了多種試驗方式的30多次核試驗。
在一次次從零開始的艱難抉擇面前，人稱“奇女子”的王承書用3個“我愿意”肩負起了國家的重托——她告別丈夫與孩子，年過半百改行研制原子彈的核心燃料高濃鈾，用一臺已經銹跡斑斑的手搖計算機，計算出海量的數據。
除了這些著名科學家，還有成千上萬與他們共同奮斗的普通建設者，他們來自五湖四海，懷著舍家為國的共同心愿，把熱血和汗水灑在茫茫戈壁上，灑在新中國國防事業的發展道路上。
“干驚天動地事，做隱姓埋名人。”在“兩彈一星”的事業中，有太多人的奉獻和犧牲。他們以“熱愛祖國無私奉獻”的共同追求和崇高境界，在攀登現代科技高峰的征途中成就了“兩彈一星”偉業，創造了非凡的人間奇跡。
來源：科技日報
